我坐在机舱中，努力想小睡片刻，但就是睡不着。
所以我拿起一瓶矿泉水，挤过飞行舱走道，沿路和几位负责密码技术与电子战的组员聊了一会。这架飞行中的EP-3一切顺利，机舱中各项设备运作正常，约翰．科默福德中尉向我保证，这次任务将像教科书一样标准。我说：“只差还没碰上拦截。”我走进驾驶舱，帕特里克．霍内克上尉站起来，把右边位置让给我。机械师温迪．威斯特布鲁克也替换下军士长尼古拉斯．麦洛斯。我戴上耳机，检查仪表板。我们正沿着亚洲大陆海岸飞行，以七十海里的时速飞越海南岛南南东方。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冲绳时间早上九时五十五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准备要返航。
我向驾驶舱的右窗扫描，突然间看到两架中国海军歼八战斗机在大约半哩外出现，爬升到我们的高度。人民解放军今天早上还是没有忘记我们。两架战机成纵列队形，但是长机飞行员显然误判了相对速度，一下子超越了我们近四分之一哩。这位飞行员不得不大幅减速，子弹形的机头也高高仰起成攻击角，所幸距离尚远，我们不必担心。若是在军校，这种差劲的驾驶技术一定会被教官当掉。
我再一次提醒组员注意，所有观察员到窗边就定位。目前看来，两架中方战机并没有靠近的意图。我用自动驾驶，以五度的倾斜角慢慢转离中方战机。我知道中方飞行员一定会像以往一样，继续在一旁监控，直到我们掉头飞回冲绳，他们才飞回海南岛。
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左舷观察员报告说：“七点钟方向下方来了两架战斗机，逐渐逼近”，两架歼八不但没有飞回海南岛，反而变换位置，飞到我们左侧，从后方逼近。
我安抚组员：“他们大概只是想看看我们。然后就会飞回自家基地，因为我们也要离开了。”这时我们的机身还是在自动驾驶下成轻微的斜角，我看着罗盘仪慢慢转向东北方七十度，那是回基地的方向。敌方战机在一旁环伺，我双手放在.纵杆上，一有需要，随时取回飞机.控权。帕特里克与麦洛斯都来到飞行舱，站在我身后。左舷观察员持续报告，特别评估员马西雅．索诺恩上尉蹲在约翰．科默福德中尉身旁，从左舷机翼上方的小窗，紧盯着中方战机和飞行员，她说：“他来到三点钟方向，他的战机全副武装，机翼下挂着飞弹，他戴着氧气面罩。”马西雅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他靠得好近，五十尺、四十尺。他越来越近，现在离我们的机翼只有十尺。他在打手势，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将四根动力杆轻轻向前推，把空速增加到一百九十节。我可不想让别人靠我们的机翼这么近。歼八在海平面上的着陆速率只有一百五十六节，但中方飞行员还能紧跟着我们，真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动驾驶系统，虽然机舱中有空调，但是我已经浑身湿透。
拉锯之战
中方拦截挑□冲向左翼
杰弗里．威格纳里中尉松了一口气：“好了，他退开了一点。”马西雅也证实：“现在他回到我们的七或八点钟方向。”
这真是一次怪异骇人的经历。那个中方飞行员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在国际领空，正要飞离中国，返回基地。他如此接近，使我无法稳定控制庞大的侦察机。突然间我有个奇怪的想法：“这回的任务报告有得写了。”中国战机这样近距离拦截挑□，我的报告一定会在指挥系统掀起轩然大波。但是这次拦截还没完。观察员报告：“左后方，他又来了，一直逼近，快速逼近。”帕特里克看着窗外惊呼：“老天，他差点撞到我们。”我只觉得肾上腺素注满了全身，问道：“什么意思？”
帕特里克一语不发，指着窗外。歼八的机身在我们机翼的下方，不过两机的驾驶舱是平行的。我看到歼八的机鼻在我们左翼的翼展下方进进出出，距离高速旋转的一号发动机螺旋桨只有几尺。这时中国飞行员把面罩拿掉，我们四目相对，他嘴里喃喃咒骂着，举起一只手，好像是要挥手叫我们离开。我害怕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只用一只手驾驶飞机？歼八飞行员在.控时必须一手握节流阀，一手抓.纵杆。现在这个飞行员显然没有在好好.控飞机，因为他的机鼻正不停地上下抖动，每一次的幅度约三到五尺。他紧贴着我们机翼下方，又飞得这么不稳，让我无计可施。这架歼八突如其来地逼近，又突如其来地离开，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回的任务报告真的是写不完了。刹那间，帕特里克大吼一声：“他又来了，快速逼近中。”歼八再度从我们的左后方逼近，速度快到飞行员无法控制。他不但没有放低机鼻，从我们左翼下方穿过，反而抬高机鼻，试图转向来抵消逼近的动态。这时歼八的机身也以陡峭的角度向上倾斜，冲向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天摇地动，发动机遭撞碎尖叫四起。帕特里克大叫一声：“天啊！”语音未落，左翼爆出一阵巨响。我们的机身剧烈颤动，犹如开车穿过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我看到一大片冒着火光的烟雾和碎片。可怕的砍劈声一阵一阵传来，听起来就像一把巨大的链锯硬将金属锯裂。我双手紧抓着.纵杆，感受到每一次冲击。组员在恐慌中尖叫失声。歼八的碎片从左方飞来，链锯声停了，但是一块厚重黑色的碎片朝着冲向驾驶舱，是歼八的机鼻。这时我才知道，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击中歼八垂直安定面与机身接榫的部份，硬生生将整架战机削成两截。撞击的威力犹如飞弹爆炸，另一大块黑色碎片向上翻腾，飞越挡风玻璃，那是我们的玻璃纤维鼻锥。飞行舱的每个人都放声尖叫，紧缩成一团。第一次撞击之后，前方压力舱被刺穿，传出一阵阵刺耳的减压声与引擎的隆隆声。歼八另一截机身还在我们下方，差一点击中右翼以及第三、四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让我吓出一身冷汗。飞行舱中一片混乱，组员不停尖叫。我们的机鼻朝上，但左翼陡然下倾，我在军校从来没学过这种飞行。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桨与机鼻严重受损，整个机身格格作响，剧烈摇晃，强劲的气流四窜。我立刻想到，飞机将要倒飞俯冲，EP-3机身虽然坚固，但是也经不起这番折腾。
濒死梦魇
飞机急速坠落理智求生，我本能地大力将.纵杆转向右方，用脚猛踩方向舵踏板。飞机一直向左方倾斜，机鼻像石头一样往下坠。我瞄了一眼陀螺仪，我们的倾斜角已经超过九十度，开始倒飞。我一阵反胃，感受到死亡迫在眉睫。尽管我拚命控制，还是无济于事。我抬头一看，却看到南中国海的碧蓝汪洋，歼八前半截机身从我眼前飞过，冒出火焰与黑烟，一个看似降落伞的灰白色影像滑过天际，场景有如越战记录片。但这是现实，不是电影，我们也像歼八一样直往大海坠去，根本不是在飞行。这是最可怕的梦魇，但真实无比，我心想：“这回死定了，我们在高空中，飞机已经不能飞，过不了多久就会撞击海面。”俯冲角越来越陡，空速直线飙升，尖锐的气流声穿透压力舱。倾斜角超过一百卅度，机鼻比水平面低五十度。再不想办法平衡机身，拉起机鼻，我们就会开始翻滚，万劫不复。但是我不能放弃，机上廿三位组员的性命寄托都是我的责任。海军训练我多年，就是要我能够处理危机，我要战斗到底。理智逐渐克服惊慌，我提醒自己：机身严重左倾，机鼻一路下坠，现在我要将副翼与方向舵全力打向左边，在倒飞的同时阻止飞机翻滚。垂直方向速率指示器已经到达每分钟六千尺的最高点，已经超过机身设计的极限，但是可怕的下坠也让我们进入更稠密的空气，可望增加对副翼的空气浮力，让我平衡机翼，然后才能拉回.纵杆，从下坠的过程中脱身。非常缓慢地，蓝色海洋逐渐滑向右方，我口乾舌燥，全身紧绷，紧盯着驾驶舱窗外，努力回想依循我在军校中受的飞行训练。虽然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两翼已逐渐转向平衡，陀螺仪也恢复正常状态。撞击发生在两万两千五百尺，现在高度是一万五千尺，也就是说我们在卅秒内下降近八千尺。而且受损的螺旋桨还在旋转，随时有可能脱落并击中机身。我转身向杰弗里大喊：“用无线电求救。”他立刻以国际紧急无线电频率呼叫：“求救！求救！我们要坠机了。”我也将雷达响应器从待命转到七七○○与“紧急”，让地面雷达站知道我们的情况。下坠速度还在增加，我要组员准备必要时跳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跳伞极端危险。迫降海面也是玩命的选择，高速撞击下，水面有如一堵混凝土墙，机组员几乎不可能生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降落，我拿起对讲机对导航员雷吉娜．考夫曼说：“雷吉娜，带我们航向最近的机场。”我知道那会是在海南岛，大概就是陵水机场，歼八战机的基地。
红色警戒
启动紧急摧毁准备迫降
“红灯在闪”，温迪突然宣布，声音沈重。我看到引擎仪表的三个过热红灯，警觉到已经将引擎开到最大功率太久，如果不慢下来，可能又会烧掉一具引擎，如果烧掉的是左边二号引擎，这架飞机绝对无法再飞。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画，准备迫降，然后对旁边（副驾驶）说，“杰弗里，把迫降程序表念给我听”。由于压力舱壁已经有个大洞，所以不需减压。两个空速显示器均已失灵，因此毁弃资料的速度要多快只能凭猜测。杰弗里从资料毁弃程序表上读出的项目大多数不适用，适用的项目只有几项，包括在适当时间设定状况五，以及让全体机员准备跳伞等。我可以想像后面的人乱成一团，.作员与技术员各自忙着收拾自己的机密资料，然后由约翰（科默福德中尉）收集起来放进机密盒。约翰也负责消除所有的机密数位资讯，然后他会依照迫降程序，用消防斧砸毁所有电脑。程序表最后一项是把机密资料盒和砸毁的电脑从右上方舱门丢出去。我们已经飞到外海，机密盒丢出去后会沈到海中，所有书写的机密资料都会很快溶解。飞机在擦撞后急速下坠时，我们的飞行速度可能超过四百节，所承受的重力一定超过这架飞机设计上的限制，很可能它的结构已经受到重大损害。也许鼻轮转向装置的液压线会断裂，导致所有液压液完全流失，从而使相当于方向盘的液压加力器失灵。这一来，我势必无法控制左翼承受的强大拉力而导致失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最好趁早让机员脱身，然后自己撞毁飞机。
此时我还不能弃机，海军不曾教飞行员轻易放弃。我要设法稳住机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驾驶这架飞机。但我知道，唯一生还的希望是找个机场降落。紧急摧毁计画已经启动，然而我们不是在打仗，如果能够拯救这架飞机与机员，何必白白送死。【
航向陵水
丢弃机密资料稳住机员，我用播音系统呼叫，“雷吉娜，给我一个方位，我需要一个可以立即降落的方位”。
雷吉娜回答，“大约二九○”。
我们在下坠回升后的方向大约是往西的二百七十度，只要把机鼻转向约二十度，就是朝海南岛陵水军机场前进。
“陵水，陵水”，我用国际紧急频率呼叫“ＫＲ９１９紧急呼救，这是一架严重受损的飞机，大约在海南岛东南方七十海里处，请允许紧急降落”。在引擎轰隆声及强烈气流形成的噪音中，我听不到回答。我再次呼叫，还是听不到回答。
照约翰事后描述，当我们这架飞机与中国的歼八军机擦撞时，飞机急速下坠，其后虽恢复稳定，但机鼻还是朝下，接着他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下令，“准备跳机”，于是约翰往后舱走过去，监督降落伞的分配。降落伞伞具都已照个人的身材经过调整，因此每个人必须拿到自己的降落伞。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惊慌失措。
约翰穿好自己的降落伞、头盔及手套，在主舱门旁的跳机位就座，然后用头盔上的麦克风透过对讲系统跟我连络，“驾驶舱，我们准备要跳机”，但是听不到我回答。机员已经排成一列，抓住头上的拉环，个人检查自己的跳伞装备。
就在此时，约翰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画，准备迫降”。机员立刻放开拉环，个人把自己的机密资料交给约翰，然后约翰把机密资料收集到机密盒，再用消防斧狠砸所有笔记型电脑的键盘，等确定没有遗漏之后，他走到右方舱门下方，准备打开舱门，完成紧急摧毁程序。
技术考验
加速减缓下降.控困难
当后舱乱成一团时，我对杰弗里大喊，“你来掌控”，然后我起身准备穿上跳伞装备，这时约翰突然出现我身后，帮我穿上降落伞。其实我知道等机员都跳机后，我自己再到后舱跳机已经来不及，但是我已经下令大家准备跳机，如果我自己不穿降落伞，会影响机员的心理。约翰对我喊道，“我准备打开舱门”，我猛点头也大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开舱门，我们要飞往陵水”。
我跟杰弗里换回位置，从左边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楚看到一号引擎受损的情况，虽然叶片仍快速转动，但有两个叶片被削掉一英尺，难怪飞机震动得这么厉害，好像要散掉一样。在叶片脱离引擎击穿机身之前，我们一定要落地。
我戴上耳机，接手掌控.纵杆。帕特透过紧急频率直接呼叫陵水机场。我感受到机身的压力改变，知道约翰已经打开右方舱门丢弃机密资料。飞机的高度表已经故障，指针在八千英尺上下大幅晃动，尽管地平线及其他仪表显示飞机已经稳定下来。我不是很担心，因为雷达高度表还在运作，在飞机到达五千英尺高度时就会显示精确的读数。
雾中摸索
海岸上空盘旋跑道浮现
海南岛中央有座山，在这个高度与距离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但是雾太浓，能见度不足；我大声问，“雷吉娜，机场在哪里？”雷吉娜回答，“保持二百九十度，直到看见机场为止”。
这时我决定降低高度。飞机引擎仍保持在接近最大功率，我把三具引擎的动力杆抓在右手，用左手抓住失灵一号引擎的动力杆，然后减低大约一百个轴马力。飞机水平猛然倾斜，左翼与机鼻急速下坠，高度突然大幅下降，令我大吃一惊。我把动力杆再次往前推，感觉到速度增加使下降停止。我必须以高速让飞机更为缓慢的下降，才能使飞机不至于失控。
约翰后来说明了机尾发生状况。他陷入呼啸不止的气流中，一手抓住机舱外框，另一手抓住已破碎的电脑。他想把电脑抛到风吹不走的地方，及将自己上半身推离已掀开的舱盖。不过，第三号引擎震耳欲聋的一阵爆炸极可能将他吸到飞机外。
他对后面两个机员喊：“抓住我的降落伞。”他们随即紧抓他的系带，然后将他往后拉。接着，他将黑色扁平的电脑一个个丢到强风中，它们如枯叶般被吹走。
“紧急销毁”清单中的项目现在已全部处理完毕。约翰拿起舱盖锁定在舱架上。我通知帕特里克说：“进入状况五。我们准备降落”。
帕特里克按了按电钮传达命令：“状况五”。我微微将动力杆往后拉，直到将飞行速度减到降落速率。我的手臂酸痛无力，因此由帕特里克与我轮流驾驶。每个人轮三到四分钟，一切还算控制得当。
在我们降到大约五千英尺高空密度较厚及较潮湿的空气时，发觉已可小心翼翼地将.纵杆从垂直角度往左旋转到大约七十五度，让我们驾驶起来较容易，但由于机体持续震动，仍须费番力气才能控制住飞机。
最后，海南岛上青色山脊出现在前方一片浓雾中。当时，我负责驾机，帕特里克打无线电。他以缓慢清楚声音说了两次：“陵水。KR-919要求紧急降落。我们是一架严重受损飞机，地点在海南南方约五英里。我们须紧急降落。”
对方没回话。
在飞临海岸时，我们从前方云雾中可见岛上一座小型城市发出的闪光。照规定，海军飞行员不可将受损飞机飞到城市上空。我加了点动力将机身右倾飞离了该岛。在找到陵水机场的位置前，我们还须盘旋一阵。很不幸，我们未携带该机场详尽的进场图表，否则应可查出方向、跑道长度、塔台通讯频率及他们的飞航辅助设备等资料。我们通常会携带这个区域内各大机场进场图表。不过，没人料到我们有天会试图将一架受损飞机降落在一座中国军用机场。
在我们缓慢盘旋，下降到海平面两千英尺高空时，雷吉娜会用她的精准导航设备提供降落方向给我。我说：“雷吉娜，给我方向好吗？”她谨慎地说：“你该看到一座城市。然后是一条河流。机场就在左方。”
在完成三百六十度回转后，我前倾看到了西面两座青色山岭，而城的东北向有处弯曲海滩。这幅景色像极了欧胡岛上的卡尼欧黑海湾。褐色的水泥跑道在第一座山岭后方浮现。
我喊说：“陵水。我看到机场了。”在我们以一千英尺高度飞越海滩的白色半月湾时，我扳动升降舵，但它却动也不动。我一阵惊觉：机尾部份已受损，不能用力猛扳。
在此之前，军士长麦洛斯一直注意看我及帕特驾驶，并检视每件仪器，以确保还完好的引擎仍在顺利运转。驾驶舱内的我们三人都全神贯注在我们将进行的降落动作。
在我们接近海南时，军士长一直忙着翻阅紧急手册，为我们面临的降落难题寻找解决办法。不过很显然的，我们所面临的航速显示器丧失功能、撞掉的机鼻及不能转动的下垂翼这些难题总合起来，无法在手册上找到答案。
我们以一千英尺高度飞越地面上的棕榈林及一片片呈褐色的乾稻田时，仪表上显示地面速度为两百廿节。我们只能将这个数目拿来参考。军士长喊说：“一四三节是我们不动下垂翼的降落速度。”不过，既然我无从判断我们的正确航速，我们只能在进场最后阶段加快速度。我说：“照这个速度加三十节。”
我将动力杆向前推了一英寸加快速度。闪闪发亮的跑道就摊开在前面，与我们的航向成垂直角度。我准备以这个角度飞越机场。在八百英尺高度，我可以检视机场。不过，在飞越机场后我必须左倾三十度以免撞上山坡。在正常状况下我想都不必想即可完成这个动作。但今天以这根出状况的.纵杆要拉到适当角度，却又不能超过，让我倍觉吃力。
我们以大约七百英尺高度飞越机场。跑道上没有飞机或车辆。我瞥见右方一排露天式机堡，每个堡内都停有一架歼八战机。不过，现在可不是观光的时候。
恐惧解脱
起落架未受损安全着地
我屏着息，将飞机左倾以免撞上山坡。我告知帕特：“起落架放下。查验降落步骤。”帕特的双手在座椅两旁摸索。他着急地问道：“查验单呢？”结果，查验单已经跟机密资料一起丢了。我说：“帕特，之前我们是在状况五。下垂翼保持向上。起落架放下。”帕特伸手抓住轮胎形的起落架把手，并往下扳。
我们三个屏息看着仪表板右方的起落架位置显示器从“上”转变成“下”。由于机鼻不见，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比平常来的吵。看来，起落架并未受损。
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
我喊说：“现在，我们有三具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吵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五百英尺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
风险降陵水几经折腾落地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出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霉迹斑斑的黑色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
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发出的求救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摔下去的另架歼八跟我们平行了几分钟，后来便向西北飞，朝海南岛飞去。
我们快到跑道尽头时，一名穿短袖、凉鞋的瘦男子，走过来挥手示意要我们滑行。他拚命挥动右臂，要我们向左滑行到停机坪，卡车这时已开到前方，士兵纷纷跳下来。大约三分之一携带ＡＫ四七冲锋枪。我听从那名男子的命令。
虽然引擎仍从损毁的压力舱传出转动声，现在已没有高速气流扑面而来，对讲机的通讯清楚多了。
我问约翰：“你回报舱内一切没问题了吗？”
他立即回答：“还没有，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在执行紧急摧毁计划时安全的无线电连系必须在“零”状态，后舱的人需要几分钟启动这个设备。
我完成转向动作，中国军官举起手掌作势要我们停在卡车旁边。我不断点头表示我懂与愿意合作，并启动制动装置停机。现在他作势要我们关掉引擎，军队也包围飞机。停机坪过去有几栋橘色屋顶的水泥建筑，有几株棕榈在风中摇晃，我也看到稻田和远处的茅屋，但我们已身在中共的军事机场，是错不了的。除了武装军人和我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他们习惯令出必行。
约翰知道此刻时间分秒必争，而我却需要尽量在不惹毛对方的情况下拖延时间。
我使用遇险频率说：“陵水，陵水，这是KR九一九。我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让引擎相信。我的确需要时间来适应：刚刚还在空中求生，现在却需在地面另展开一番硬仗。
尽量拖，我跟自己说。我们必须回报适才的遭遇，指挥部才会接到第一手的资讯；经过中共之手，事实十九会扭曲。
关掉油门中共松了口气
此时，该名中共男子这时变得异常坚持，他指着引擎，手划过脖子。我已不能拿手下机组员的生命跟这些拿ＡＫ四七的人开玩笑，他们蛮干的态度跟飞歼八机飞行员没两样。
我说：“麦洛斯关掉四号引擎。”
麦洛斯把引擎动力杆拉下，关掉油门。
四号螺旋桨停止转动后。中国军官似乎松了一口气。
但我知道要不了一会，他就会再发号施令。他们大概不敢在二、三号引擎还在转动的情形下贸然把梯子架上机翼，太危险了。
“麦洛斯，送好了没？”
“好了。”口气有些莫可奈何，“可是他们要我们再撑个几分钟。”
“麦洛斯，关掉三号跟二号，辅助动力装置开着。”
我可以想像系统指挥部的情形，我们的报告在全球响起警钟，安全无线电通讯另一端的.作员一定接到尽可能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命令。然而我们的无线电需要电力，而电力要靠引擎或驾驶舱下方的辅助动力装置来供应。
关掉最后两个引擎，可能又拖上了两分钟，但我不能再冒险拖下去。约翰一定已把简要的事情经过清楚的传回美国军方：一架中国歼八军机与我机在国际领空擦撞，我机严重损毁，机员平安。紧急破坏计划执行完毕，我们迫降在最近的陵水机场。
一架机身漆成蓝灰保护色的双螺旋桨滑到跑道尽头，跑道上的热气上腾，引擎加速，朝我们的方向迅速起飞，向东南方飞去。
我说：他们是搜寻失踪的歼八飞行员去了。我希望他们找得到他。虽然他那拙劣的飞行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却不希望他死。
引擎关掉后，辅助动力装置的声音显得特别吵，那名中国军官又开始比划起来，要我们把辅助动力装置关掉。
我对麦洛斯说：“关掉吧！”
我解开安全绑带，走向机尾。舱内到处都是碎玻璃与毁掉的电信器材。辅助动力关掉后，空调也关了，舱内燠热不堪，我的飞行衣衣领已湿透，我扯掉降落伞和救生衣，扔在通讯设备上面。这时对方已将我机包围。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跟对方交谈的人。
下面是一堆穿便服的军人瞪着我，其中一人是译员，英语不甚流利。
他说：“不要在飞机内活动。”一面说，一面看着我身后的机员，“有没人需要就医？”
我摇摇头：“我们没事。”
我方的机员仍在舱内通讯设备前忙着。
译员又说，“不要动。”传达他身后人的命令。另一名机员跑过门口，他又喝，“不准在舱内活动。”这次声音粗暴许多。
中国军官开口说话，译员高声说：“不要碰东西！”他浑身是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中国军官说了一些话，译员说：“你们有没有带武器？武器交出来！”
我猛摇头说我们没有武器。
“果真？”
“是的。”
太阳在我头上发威，我紧张的口乾舌燥，但我们现在在中国境内，我是任务指挥官，我必须冷静处理一切状况。
军官用大哥大叽哩呱拉，又有一名机员跑过我身后，他叫道：“不准动！”拿ＡＫ四七的年轻士兵看起来紧张而随时戒备。
我回头向舱内说：“不要再从门这里跑来跑去。”
军官下令说：“你下来。”
我摇头说：“不行，我们不希望下飞机。可以借用电话吗？”
军官好像要发怒了，用中国话破口大骂，译员不敢译出来。
我说：“如果我跟你们去，你们可以让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得向指挥部报告我们平安。”
军官回答：“办不到。那个我们来管，你甭担心。”译员要我下机。
该下机了有机员吓坏了
我听见命令，看见更多的武装士兵在机翼与机尾之间整队。我们已经完成紧急破坏计划复检，可以离开了。停机跑道上的人个个都有武装，我们没有；如果他们要向我们动武或无礼，他们大可以如此。他们可能饿死我们或枪毙我们，既然要被迫留下来，没有必要把事情再进一步弄糟。
我跟约翰：“该下机了。”
他摇下折梯，我第一个下来。
机员鱼贯的下来，他们下来时，我一一的清数，有的人显然被这样的阵仗吓倒了，有的人则力持镇定。麦洛斯是最后一个下机的。
中国军官要上机。
我对他说：“你不能上去，它是美国财产”
译员点头说：“好，我们会替你们守卫。”
这真是狐狸看鸡。“我可不可以锁起来？”
“办不到。”
我们谈话之际，一辆中型褐色巴士驶来，对方要我们上车，译员指示把两箱瓶装水和宝岛香菸分给我们。他们当中有半数是老菸枪，一上车就点起菸来，车子里的空气更坏。我可以要他们不要抽，可是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什么话也没说，忍着
我问：“我们要到那儿去？”
“等、休息。”
我们坐着，不断灌水，同时吸着刺鼻的菸味。他们后来用小型的厢型车，让我们四个四个的去方便。我坚持我方人员分组如厕时要受到保护。从厕所看来，我们在陵水下榻的设施不会高明。简陋的毛坑屎尿满溢，没有门，苍蝇处处，臭气四逸。
我往窗外望去，看见棕榈叶在微风中，有些农民从庄稼里伸头好奇的看我们，但仍照样被部队赶走了。前面有歼八战斗机的尾翼从隆起的泥土掩体中伸出，我知这便是拦截我机的两架歼八机的基地。他们领航的飞行员已经落海，我不知道他们海上求生训练有多好？有没有像我们那种小型无线电的配备，好让搜救的飞机有迹可寻？他在擦撞中负伤了吗？若是美国，可能很快就可以找到他。
译员上了巴士说：“我们要带你们去吃饭。”
我们前往的大厅也是在低矮发了霉的水泥建筑中，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里面居然有冷气。我们有点害怕的鱼贯走入，看到一个大型投影电视萤幕上正在播放节目，更是大吃一惊。一名穿着脏兮兮白上衣的伙夫半张着嘴盯着我们看，我明白我们大概是他们这辈子仅见的西方人。
鱼头鱼尾午餐仅能充饥
我们每人都分到一个餐盘，并可选择叉子或筷子。午餐份量只能充饥：几汤匙米饭、一些青菜、及一些不大不小的煮鱼。运气好的话可分到鱼身。不好的话，会分到鱼头或鱼尾。有些人分到鱼头却无法下咽。
不过，麦洛斯却把剩菜吃得津津有味。像他这种老水兵，知道吃总比不吃好。我也是吃得点滴不剩－对自己的饥饿感倒有些讶异。然后，那位军官及译员把我喊到餐厅外头。
译员说：“把机上所有人名字写下。”接着，他把一张纸及一支原子笔交给我。餐厅外除了树干无处可写字，因此他们让我返回餐厅在餐桌上写。有些机员由于历经折腾已经在打盹。我也累了，所以写得很慢。
在此同时，两位低阶军官走进来，并自我介绍是我们新的“正式”传译员。其中一位年轻军官微笑说：“我叫东尼少尉。”
另一位说：“我是阿甘少尉。”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不过，这就是那小子的名字没错，而他可能没看过“阿甘正传”。
东尼说：“要带你们去午睡。”我们鱼贯走出餐厅。我又是最后离开，因为要计数经过我的每个人。军官营房就在不远处，是栋两层楼建筑。我们被带到二楼。
“阿甘少尉”指着说：“你分配房间。”我等到每个人都挑好房间后，再把帕特及约翰拉到一旁，与他们共用一房。房间陈设都差不多。沙地、功能不佳的壁上型冷气、及灰色床单。事实上，大多数床褥还留有毛发，显示可能一阵子没洗了。不过，一切还算不错。至少机员都还在一起，且可自由在走廊上走动。
大夥儿挑好房间后，我叫他们到外头集合，一方面以免被窃听，一方面也方便讲话。我指指耳朵说：“在里头讲话要小心。可能有人在偷听。大家保持冷静。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我转向麦洛斯说：“军士长，今晚派个轮哨卫兵，以保一切平安。”他答说：“听到了。”我知道自己不必多说，他们会去处理细节。
午夜审讯录影机对着我
半小时后，一等兵库尔森列出了一张卫兵排班表。每小时一班，每班两人，分别守卫走廊两边。如此，他们夜里即可监看机员从房间走到走廊尽头如厕的动态。
稍后，我跟几位机员在走廊上讨论对方可能下一动作。麦洛斯抽了口中国香烟后说：“我们可能遭审问。”我答说：“我们受过这方面训练，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大家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中国人审问中国人手段残忍早有恶名，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怎么对我们。
我说：“听着。我们飞机坠毁，他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不必主动告诉他们太多，但他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这点我们得告诉他们。”我周遭四个人再度示意我说的有理。
晚间就寝时，我浑身疲累但无法入睡，脑海里尽是胡思乱想。撞机及坠机过程的惊悚画面历历在目。等到我驱走这些景象时，我又为不能合理预知下一步可能发生之事而担心。
就在我思绪一片混乱之时，门打开了，东尼少尉好似在摇我的肩膀：“奥斯本上尉，我们要与你谈谈。”我没带表，但帕特的手表显示是午夜整点。
我被带到走廊另一端一间较大、灯火通明的房间。房内一张桌子前摆了张椅子，有三部架在三角架上的录影机对准椅子。还有个年轻人拿着摄影机站在录影人员旁边。我明了了。中方要拿我们大肆宣传。
有人命我：“坐下。”
桌子后方坐着两位译员及两位高阶军官。其一是基地指挥官，另一位是指挥飞机旁部队的司令官。我了解，这次审讯时间不会太短，而他们也刻意挑选午夜，这个我身心最脆弱时刻来进行讯问。
基地指挥官先开口：“我们要调查你们撞击我方飞机一事。我方飞行员失踪，仍未找到。”译员的口音很难听懂。指挥接着说：“为了调查，我们要知道你们任务的细节。你愿意告诉我们机上每人的姓名及位阶吗？”这一段由第二位译员翻译。除了口音重外，也不流利。
我立刻??我平静地说道：“我愿意说出飞机上每个人的姓名、军阶与社会保险号码。但是我必须与美国驻北京大使谈话，并向我的指挥系统回报。”
“我们要知道机上每个人的职务。”年轻的军官坚持。
我尽量保持语调平稳：“只要我先向我的上级回报全体人员平安，并且接受他们的指示。我就能与这次『意外事件』的调查合作。”我特别强调“意外事件”这个字眼，避免让对方觉得我在怪罪那架歼八的飞行员。
但是那位海军少校还是透过通译要求，“我们要知道你的组员姓名与职务，”我回答，“我可以给你飞行人员的姓名与职务。”
通译拿纸笔给我，我写下驾驶与机械师的姓名。如果这是一次正规的意外事件调查，中国方面就有权侦询飞行舱人员，要求提供事件的详情。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证人，就是那架歼八僚机的飞行员，他一直跟在我们的左后方，目睹整个撞击事件经过。
基地指挥官质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撞击我们的战机？我们有证人看到你们这样做。”
原来歼八僚机的飞行员是这样“实话实说”。不过我能理解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必须迎合上级长官的意图。就算他说出真相，他的上级也不可能接受错在己方。
审讯室内灯光刺眼，烟雾弥漫。我保持平静，清楚表白，“我们并没有去撞击你们的战机。当时我们在海南岛东南方的国际领空上作业，往西南方飞行。这时看到两架战机，有一架从我们右翼方向过来，靠得很近，后来我们左转往基地方向飞去，他们又在左方出现，其中一架快速逼近，”我用手势示意，“他想煞住靠近的速率，拉高机头，就这样撞击到我们第一号发动机的螺旋机。”
“不对，是你左转才撞到他。”年轻军官说。
“不对，我们当时是自动驾驶，我的飞机是到碰撞之后才向左转。”
这时基地指挥官插进来：“不可能，如果是我们的飞行员撞到你们的左翼，那为什么你们的飞机没有向右转。”
我回答：“你们的飞行员撞到螺旋桨时，我的机头正在上升，撞击造成机身突然向左倾斜。”
“是你左转撞到我们的战机。”年轻军官重申。显然这些中国军官并不想搞懂空气动力学。
被撞左转一再解释无效
“不是，我们被撞击之后才左转。”
“骗子！”基地指挥官大吼一声，猛力捶击桌面。“你最好给我说实话，为了你的家人、你的组员，还有你自己的安全着想，你必须合作，奥斯本上尉！”
尽管审讯室内燠热难当，我还是感到一股寒意直透心头。他们威胁我在美国的家人，威胁我在海南岛的组员，还威胁要伤害我，想逼我“合作”。但他们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正确的”答案。我既愤怒又紧张，我并未说谎。虽然避免挑起冲突，我没有提到歼八飞行员在撞击前的两次惊险逼近。无论如何，如果他们以为威胁可以逼我就范，他们可就大错特错。【
中国军官持续重复同样的问题与威胁，而我的答案始终如一。我没有戴手表，不知道自己被盘问了多久，我的飞行装浑身湿透，灯光与烟雾让我的眼睛刺痛不已。我筋疲力竭，一阵恐惧袭来，他们会不会把我关进牢房开始痛殴？会不会把我与其他组员隔离，廿四小时进行侦讯？更糟的是，如果他们在我面前对其他组员用刑，那该怎么办？我会不会屈服，供认是因为我们左转才造成撞机？
透过刺眼的灯光，我试图端详这两名中国军官的表情，判读他们的心思。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什么讯息。若不是歼八僚机飞行员没有说实话，就是这些军官不肯接受事实。他们也有可能是透过地面雷达看着撞机过程，因而误判责任在我方，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中国军官要的答案与事实真相没有什么瓜葛，反而是与中国国内与国际政治关系重大。
如果他们能够逼迫身为任务指挥官的我－或是任何一位组员－拍摄自白录影带，承认是我们肇祸。这样他们的“调查”将一举数得，歼八飞行员莽撞危险的驾驶不会受到责难，美国要担起肇事责任。这么一来，人民解放军与中国领导人在面对美国时会更居优势。当时我不可能知道美中两国之间的交手过程，但是我很清楚，这个事件已经引发重大危机。
因此我绝不会屈服，让他们称心如意。也许他们真的对我用刑后，我会重新考虑。但是现在他们再怎么粗暴，也不可能让我承认错在己方。
基地指挥官说：“如果你还想回家，就必须合作接受调查。”
“我一直都在合作。”我的嗓音因为疲惫而粗嘎。年轻军官再度问道：“你为什么要撞我们的军机？”
反覆盘问他们不要真相
我心想，你们已经技穷了。于是我再源源本本，将撞机事件的来龙去脉解释一遍。
“我知道你们来自嘉手纳。”基地指挥官突然说到，想要让我猝不及防。但我回答：“是的，我们从冲绳飞来。”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中国军方监控我们已经好几年。
现在他们改变策略，通译又拿了一份纸笔给我，中国军官命令：“画出事件经过，还有你们从冲绳来的飞行位置图。”他们要的是详图，但我可不会照办。
我只在纸上草草画出冲绳与海南岛，然后以虚线从嘉手纳基地往南画，直到出事起点。
年轻军官说：“我们要讯问全体组员。”
我抹去脸上汗水，说道：“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在机舱中坐的地方并没有窗子，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补充说明的。”
基地指挥官毫无表情，但我察觉到他的语调有了变化：“你坐在右座，所以你没有看到全部过程。”
我承认：“没错，你可以询问另两位飞行员与机械师，他们的话才算数。其他组员对你们的调查不会有帮助。”
“我要问过每一名组员，查清楚你们为什么要飞来这里。”基地指挥官说。但我强硬反驳：“那与意外事件调查不相干。我愿意合作，但其他人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两名军官收起我写的两张纸，以中文快速交谈。侦讯告一段落。
第一次侦讯大约持续了五个半小时，等我浑身疲惫地爬上二楼时，太阳已经升起。那天晚上帕特里克与麦洛斯也接受了侦讯。我们在房间中交换经历，三个人都被反覆问同样的问题，也受到直接威胁，但是大家都保持冷静，并照实回答拦截与撞机的经过。
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对事实没多大兴趣。”我点点头。这事件令中国十分难堪。陵水机场是歼八战机的基地，过去歼八经常大胆挑□拦截，并引来华府抗议，但陵水的飞行员显然置之不理。现在一名歼八飞行员失踪，一群美军人员九死一生，一架受损的EP-3停在陵水机场的停机坪上，就像一头搁浅的巨鲸。
